臺灣女記者張平宜與麻風村的故事

　　最初的開天辟地是艱難的，因為民間社會的歧視，以及長期的隔離政策和落后的經濟措施，導致大營盤與地方社會結構的斷裂，麻風村成了一個“刻意被遺忘的黑暗角落”。

　　涼山大營盤村對她這位來自臺北的都會女子來說，真是一個化外之地。但最讓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環(huán)境的惡劣，而是和當地官員的斡旋，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封閉社會里，當地官員們認為她大老遠地從臺灣來到四川涼山，一天到晚在麻風村幫助別人，鐵定是為了要投資獲利，要不然就是來這兒搞特務工作。

　　“張小姐很難纏的”，張平宜說當地官員這樣評價自己，她甚至被稱做“臺灣來的女特務”，雖是玩笑之說，但天外來客的尷尬，沒少讓張平宜吃苦頭。

　　“用他們的想法就會這樣解讀，因為他們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關懷。他們不能理解的是，你張平宜又沒有名、又沒有利，還拿錢出來，難道這個女人瘋了嗎?”

　　她剛到的那幾年，由于漢族和彝族的文化差異和沖擊，張平宜和官員更是經常起沖突，推展工作處處碰壁。她無法和那些刁難她的官員談所謂的人道關懷，所謂的生命價值，相處過程中卻不乏斗智斗勇之處。

　　為了申請學校用地、經費，最初張平宜對當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時，張平宜說自己已經發(fā)誓再也不跟官員打交道了。“我咬著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們再去爭什么。我們把自己封閉在麻風村里，在自己的學校里，帶著孩子成長，孩子們沒吃、沒穿，我們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當地官員。”

　　“像瘋子一樣在前方作戰(zhàn)”，張平宜這樣形容自己在大營盤的經歷，“如果我是個男人，早就被趕走了。人家以為你去行善，結果我們要跟他們作戰(zhàn)。但我們爭的是當地人的利益，結果是選擇了跟孩子們一起走這條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們就會回到原點。我覺得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實在的方法。我有時候想想，真沒想到我的人生竟然會轉去那做這個事。”

　　“我必須承認，如果不是當年征戰(zhàn)新聞戰(zhàn)場的慣病，你一個人無論如何都得把選題做回來，我就不可能這樣做。”張平宜說，但她還是慢慢學會了更有耐心，留心觀察當地的文化，請教當地學者，從學者們對彝族麻風村的田野調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響，才漸漸地抓住了對涼山的感覺?，F在，大營盤小學已經逐步成為一個成熟的教學點，老師人數已經有12個，學生30人。

　　中國有800多個麻風村，光云南就有200多個。之所以選擇在大營盤這個地方奮斗，張平宜說，是因為我想在這里做一個樣板，讓后來者比照。

　　張平宜的新書《臺灣娘子上涼山》在臺灣出版，她說希望通過這本記錄了自己十年涼山經歷的書，幫助孩子們把大營盤中學建立起來，“這也許是我最后一次替他們這樣的發(fā)聲請求”，她說的是跟當地政府的“最后一搏”。為了建立大營盤中學，她甚至給溫家寶寫過信，向涼山政府申請30畝地蓋學校用。后來，在政府主導下，大營盤中學雖然已經建立起來了，但仍未有老師到位，“出這本書真的很希望能夠幫孩子們把中學建立起來”。

　　為了募集資金，張平宜在臺灣成立了“希望之翼協(xié)會”，不定期向社會募捐。目前，在學校的運營上，協(xié)會尚能解決資金問題。但如果需要大筆費用，協(xié)會會跟其他一些基金會合作，或者向臺灣企業(yè)家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