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曾為中國圖書館事業(yè)和出版事業(yè)作出過重大貢獻,但又在國民黨政府中擔任過多年的高級官員,由于歷史的原因,半個世紀以來,大陸學術界對于他的研究甚少。下面小編就帶大家一起來詳細了解下吧。

　　王云五人物簡介

　　王云五是現(xiàn)代出版家、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他自稱“一念之誤”入了國民政府，當過臺灣“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務。王云五自幼自學成才，出版了王云五大辭典、萬有文庫等作品，曾經是北京英文《民主報》主編、北京大學等高校的英語教授。王云五還利用國外先進的科學管理方式和經營手段，帶領商務走向新的出版輝煌，也為我國近代文化教育事業(yè)做出了重大貢獻。

　　王云五人物生平

　　自學成才

　　1888年7月9日(清光緒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一小商人家庭。王家世代耕讀，父親王光斌棄農經商，到上海開設一爿小店。王云五出生時，家中已有兩位哥哥、兩位姐姐。王云五童年時代在家鄉(xiāng)泮沙村度過。他的大哥日華長他九歲，聰敏勤學。幼年時，大哥成了他最好的老師。他6歲隨大哥讀《三字經》《千字文》，7歲時隨大哥回到上海，8歲開始讀《孟子》。一天，大哥講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段話時，云五極有所感，因為他的表哥陸?zhàn)〇|上年在廣州被捕并遭清政府殺害。他很氣憤地對大哥說：“那個西太后把臣民當作土芥，臣民為什么不把她視同寇仇?陸表兄的舉動只是要殺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他的話使大哥大吃一驚，并向父親報告：“四弟讀書還不差，只是防他長大后要走錯路。”

　　1897年，王云五9歲時，大哥回鄉(xiāng)應試，順利地通過了“童子試”，但還未成為秀才，便因病逝于鄉(xiāng)下。因此，村里人都說他家風水不好，不該違反天意，他父親再也不敢讓他走讀書應試這條路了，只把他送入私塾，多識幾個字，為日后轉習商務準備條件。

　　1902年，父親送14歲的他到一家五金店，要他一面做學徒，一面到夜校補英文。后來他離開五金店，入美國教會主辦的守真書館學習英語。

　　1904年，進入一家同文館修業(yè)，次年春還兼任該館的教生(助教)。同文館附設圖書館，這使他有機會廣泛閱讀西方學者斯賓塞、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

　　1905年，17歲的王云五用按揭的方式買了一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三年后付清書款時，他已經把大百科全書通讀一遍了。

　　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館、中國公學等校教授英文。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書室聘為英語教員，兼授數(shù)學、史地課，開始步入教育界。

　　1907年春，任振群學社社長。在一首詩中，他表明了當時的志向：“風云擾擾亞洲時，大廈教誰一木支。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鑄男兒。”10月，他轉入中國新公學任英語教習，胡適(時名洪骍)、朱經農等為該校學生。胡適曾說：“我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兩先生的影響很大?！彼煤笾袊鹿珜W并入中國公學，王云五繼續(xù)任教歷時四年。

　　1909年，任閘北留美預備學堂教務長。

　　1912年，加入國民黨，先任南京臨時大總統(tǒng)府秘書，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同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報》主編及北京大學、國民大學、中國公學大學部等英語教授。

　　1913年5月辭教育部職，任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講授英文、英國文學等課程。

　　1917年起，在上海從事編譯工作，并創(chuàng)辦公民書局，開始出版商生涯。

　　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上海商務印書館亟謀適應時代潮流，編譯所邀胡適任所長,胡改薦王云五。

　　1921年9月，王云五上任商務編譯所副所長，旋任所長，就任后以“教育普及”、“學術獨立”為方針,組織編譯了一批介紹中外古籍名著的叢書,頗受社會重視。

　　1925年3月，發(fā)明四角號碼檢字法和編出《王云五大詞典》等書，在學術界獲得一定聲名。

　　1930年2月，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積極推行科學管理法，開創(chuàng)商務印書館日出新書一種的新局面，出版許多有價值的書籍，對中國文化教育事業(yè)作出了重要貢獻。直到1946年4月因任他職才辭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職。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王云五開始投身政界，連任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政協(xié)代表。

　　1946年，辭去商務印書館的職務，出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制憲國大代表。

　　1947年4月，

　　1948年5月，王云五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為挽救瀕于崩潰的經濟,他在蔣介石授意下,提出幣制改革方案，以金圓券代替法幣,限制物價,并獲通過實行。但不久即遭到失敗,王云五因此被彈劾下臺。

　　1949年4月，去臺灣。

　　1954年，出任臺灣“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至1964年退出政壇，辭去官職后，重新將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業(yè);在臺灣，他有“博士之父”的譽稱，但直到1969年獲韓國建國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他才算有了“文憑”。曾先后任臺灣當局行政院設計委員,總統(tǒng)府國策顧問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等職。

　　1979午7月6日，王云五因患感冒住進臺北榮民總醫(yī)院，當時僅有微咳，住院后才開始發(fā)燒，但服藥即止，幾天后出院。8月4日，他又因肺炎入院，自謂“約需住院一星期”。哪知延至8月14日，即溘然病逝，終年92歲。逝世前幾天他還奮力執(zhí)筆為“商務”的老前輩張元濟的《涉園序跋集錄》寫跋文，為后人研究商務印書館留下了一份極其寶貴的史料。王云五曾說：“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壯游。”他九十二年的壯游，已在歷史上留下了無數(shù)的足印。功過是非，自有后人評斷。

　　學優(yōu)則仕

　　辛亥武昌首義后，上海革命軍興，學校停課。王云五為李懷霜主辦的《天鐸報》撰稿，并任《南方日報》譯述。12月孫中山從歐洲回國，香山縣的旅滬同鄉(xiāng)會在扆虹園設宴歡迎，王為宴會主持人，他所致的歡迎詞以及對中華民國建國意見的陳說，都得到孫中山的欣賞。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王云五被孫中山聘任為大總統(tǒng)府秘書。他將其對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張寫信給教育總長蔡元培，沒想到與他沒有一面之緣的蔡先生竟邀他到教育部工作。得到孫中山的同意后，他上午在總統(tǒng)府辦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3月教育部遷北京，他任專門司第一科科長，又負責起草大學令和專門學校令。不久被薦為僉事，同年9月加入國民黨。1916年春，他離京至滬，7月任蘇粵贛三省禁煙特派員。

　　除了任公職外，他也開始筆耕的生活。1912年4月兼北平《民主日報》撰述，以岫廬和出岫的筆名寫社評。由于文章批評時政，引起北洋軍閥的不滿，這張報也就被封閉了。

　　在擔任禁煙特派員期間，因為耿介和認真的性格，使他難免染上是非。心力交瘁下，他決定離開行政，以從事翻譯工作為生，再以較多時間充實自己。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戰(zhàn)后許多國際問題、國際法，都待研究。所以，他的興趣就轉向這方面，同時又開始學德語和法語。王云五對工作的忘我程度和工作能力都令人吃驚。他晚年在回憶當時翻譯一篇中美合約的情況時寫道：“我立即開始工作，從當日下午5時起，夜間僅睡2小時，迄次日午后3時，計實際工作22小時，而成稿二萬六千字……”

　　此時，他的學生與朋友在上海合辦了家公民書局，請他主編公民叢書，同時，由他選書、校稿。這樣，他開始與出版事業(yè)有了接觸。

　　步入商務

　　“五四”以后，商務印書館的元老高夢旦、張元濟等人面對滾滾而來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從心。為了跟上急劇變化的大時代，他們想引入新血液，曾下決心聘請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適出任編譯所所長的要職。胡適謝絕了邀請，力薦當年有過師生之誼的王云五代替自己。既未受過正規(guī)高等教育、也未出過國門，完全靠自學起家的王云五于是有機會邁入老商務的大門，施展他的全部熱忱和抱負。時在1922年，他35歲。

　　王云五初入商務即顯示了其魄力和判斷力。他大刀闊斧改組編譯所，一是調整和擴大了編譯所的機構，按照新科學的學科門類分設各部，延聘專家主持各部。他所引進的人才大多是新近從國外留學歸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如留美歸來的任鴻雋為理化部長、竺可楨為史地部長、周鯁生為法制經濟部部長、陶孟和為總編輯部編譯、朱經農為哲學教育部部長，又聘胡明復、胡剛復、秉志、楊杏佛等為館外特約編輯;二是創(chuàng)編各科叢書，為他日編印《萬有文庫》做準備。首先出版了百科小叢書，其后又出版了國學、師范、自然科學、醫(yī)學、體育、農學、商學、史地等小叢書。1929年開始出版的《萬有文庫》就是在此基礎上匯編而成的;三是將編譯所附設的英文函授科擴充。

　　經過王云五一年的整頓，到1923年出版圖書，由1922年的289種，增到667種，為歷年之冠。內容涵蓋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文學、藝術、史地等。1925年，王云五發(fā)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這是一件了不起的貢獻。從此，徹底解決了漢字檢索中的大難題。王云五還運用杜威的十進分類法，創(chuàng)立了“中外圖書統(tǒng)一分類法”。可以說，他為中國現(xiàn)代目錄學的分類奠定了基礎。

　　1929年，在王云五的主持下，《萬有文庫》開始陸續(xù)出版，創(chuàng)造了百年商務第二輪輝煌。這是他策劃出版的一套由多種叢書組成的綜合性大叢書，共出版兩集，第一集1010種，2000冊，第二集700種，也是2000冊。該叢書開創(chuàng)了我國圖書出版平民化的新紀元，在舊中國影響很大。許多內地城市和學校，都以《萬有文庫》第一集成立了一個小型圖書館。

　　1930年2月，商務總經理鮑咸昌去世時，王云五已辭職離開了商務。兩位負有監(jiān)理名義的元老高夢旦、張元濟和董事會都主張邀請他回來擔任總經理，他再三拒絕，經不住幾位元老誠摯的力勸，在兩個先決條件獲得董事會通過后，答應重返商務。這兩個條件，一是取消此前的總務處合議制，改由總經理獨任制;二是接任后馬上出國考察并研究科學管理，為期半年。

　　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突襲上海閘北，印刷廠總廠、貨棧、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庫存圖書和紙張，整個商務印書館的基業(yè)，幾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彈下化為灰燼。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是蓄意炸毀這家有一定規(guī)模且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化企業(yè)，并不是漫無目標地轟炸。

　　經此浩劫，王云五痛心疾首，一夜而成“白頭翁”，這足可見其內心的焦慮和所承受的壓力。經過徹夜苦思，明知前途艱險莫測，他仍決定肩負起復興商務的責任。為了挽救瀕臨破產的商務，在經過董事會同意后，他被迫解雇了3700多名員工，挨罵和鬧工潮的風險他都一一頂住了。他認為：不如此，這么龐大的財務負擔就足以把商務壓垮，更談不上復興;保全商務對國難當頭的中國教育文化事業(yè)尤其重要，與此相比，他個人成為眾矢之的事小。

　　當年8月1日，商務總管理處、上海發(fā)行所、新開的印刷廠同時復業(yè)，在發(fā)行所門口，懸掛了一副對聯(lián)：“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這個口號表達了王云五和同仁當時的心愿?？傪^、總廠復業(yè)后，新訂雇用契約重新錄用職工，陸續(xù)公布各種章程、規(guī)則，全面推行“科學管理”的改革和整頓。王云五以總經理兼生產部長及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總攬編譯、出版、印制全權。經過加強對工廠的管理、實行職工三班工作制及其他種種的改革，商務生產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舊書和增出新書，達到日出新書一種。此后，王云五又主持編印了多套叢書，其中《大學叢書》和《叢書集成》影響尤大。《大學叢書》是商務為大學編印的教材，由他擬定編印計劃，請蔡元培領銜，邀請國內各大學及學術團體代表54人組成編委會，自1932年開始出版，前后共出版了300余種。這套教材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對我國的教育事業(yè)和學術研究卓有貢獻?！秴矔伞肥侵袊偶畢矔?，被稱為“叢書的叢書”，選定宋、元、明、清著名叢書一百部編輯而成。本叢書的選目、編目、撰述、校訂等工作都由他親自主持，最后由張元濟復審。這部叢書共有圖書4100種。

　　短短時間內，商務實現(xiàn)了全面復興，而且再度開創(chuàng)了出版史上一個鼎盛的時代。王云五說自己之所以不顧艱苦，不避嫌怨，力排萬難復興商務，僅僅是“為我們中國人爭一點點的氣”。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為適應戰(zhàn)時環(huán)境，王云五決定商務以香港分廠為生產中心，仍堅持以出版業(yè)務為主的方針，親自駐港督導一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香港淪陷，王云五改在重慶設商務總管理處統(tǒng)轄后方各分廠，其出版方針以一般用書為主，用叢書方式出版各種抗戰(zhàn)讀物。

　　王云五從1921年進商務，到1946年辭職從政，前后在商務工作了二十五年。在這期間，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離開外，他一直在商務擔任要職，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的發(fā)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棄商從政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王云五見商務印書館的業(yè)務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動，在政壇上日趨活躍。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連任國民參政會四屆參政員。他雖然在1912年加入過國民黨，但因在1927年國民黨黨員登記時未辦手續(xù)，所以此時成了一位無黨派的“社會賢達”。但他比國民黨還國民黨，在參政會上極力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被稱為“國民黨之前哨”，因而受到蔣介石的特別器重。在“皖南事變”發(fā)生后，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王云五無端指責此為開了“惡例”。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改組，王云五被任命為經濟部長，一躍而成了國民政府大員。他辭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編審部部長職務，同時還辭去了參政會參政員和主席團成員的名份，以經濟管理專家自任，標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蔣介石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經濟蕭條，物價飛漲，經濟部無力管制，王亦束手無策。第二年，他又升任為行政院副院長。

　　1948年5月，

　　重返商務

　　人們多認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卻一度選擇了從政。這種從政是扭曲的，他的抱負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產業(yè)上，他才又如魚得水。

　　1964年，王云五告別政壇，重新回到出版界，于1964年7月出任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臺灣商務印書館原系商務印書館的一個分館，于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務印書館海內外三十七八家分館中，臺灣分館不僅資歷最淺，規(guī)模也最小，全館同人寥寥十余名。1950年11月1日，商務印書館臺灣分館改稱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從此開始獨立經營。臺灣商務印書館從經銷總館圖書的分館一變而為出版機構，一面開始出版新書，一面重版總館出版的書刊，但當時書種難求、市場有限，只有慘淡經營。從1950年到1963年，臺灣商務印書館每年出版新書與重版書，共計不過數(shù)十種，營業(yè)所得，勉強維持日常開支。

　　王云五認為造成營業(yè)小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從事出版計劃的資金。為增加營業(yè)收入，他制定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方針，以最初兩年盡量整理重印大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用圖書，自第三年起，開始印行新著譯的圖書。

　　在爭取到主動翻印商務印書館本版書的地位后，王云五一面零星選擇重印，以增進營業(yè)，一面對過去曾經暢銷一時而今仍屬有用的大部頭叢書著手研究。王云五看到，《萬有文庫》在臺灣奇缺，于是從兩集4000冊圖書中，刪除內容陳舊或不合時宜者，重新選輯1200冊，編為《萬有文庫薈要》。該書包含各種門類，宛似一小圖書館，推出之后，極受各界歡迎，從1964年12月開始預約發(fā)售，到1965年4月，已銷售400余部，臺灣商務印書館聲威重振。繼《萬有文庫薈要》之后，王云五為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叢書集成簡編》 《漢譯世界名著甲編》 《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 《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書。臺灣在光復之前內地圖書流傳不多，這些圖書適時補充了文化資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暢銷。

　　王云五一直主張：出版家能夠推進與否，必須視其有無創(chuàng)造性的出版物。因此，重印舊版書一年多后，王云五決定提前籌劃新出版物。除《云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等工具書外，王云五策劃的新書以叢書為最多，著名的叢書有《人人文庫》 《各科研究小叢書》 《古籍今注今譯》 《新科學文庫》等。《人人文庫》從1966年7月迄1990年6月止，共出版二十四年，出書逾2000種，多達2440余冊，讀者頗得實惠，因此風行一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該文庫對促進學術、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國故整理方面，王云五早年在大陸商務印書館時期創(chuàng)編《學生國學叢書》，就我國的古籍，每書各選其精要，詳加闡釋，并于導言中說明全書的大要。此種整理方式雖有助于學生課外大量閱讀，但也不免留下對整本書未窺全豹的遺憾。為彌補《學生國學叢書》的遺憾，臺灣商務印書館在王云五入主后出版了對全書都加以整理的《資治通鑒今注》。該書成功出版發(fā)行后，王云五幾經考慮，于1967年秋決定編纂《古籍今注今譯》。這一叢書極大地方便了對于國學的閱讀與研究。

　　王云五主持臺灣商務印書館將近十六年，這是他一生出版事業(yè)中另一個輝煌時期，也是他個人著述最為高產的時期。這一時期他對自己的過去多有總結，其中比較重要的專著有：《岫廬八十自述》(1967年)、《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1973年)、《岫廬最后十年自述》(1977年)。這些專著內容涉及學術、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會政治等方方面面。

　　辭職掛冠

　　陳誠在任期間多次萌發(fā)辭職之念，不甘心做有職無權的高官。陳誠消極避讓，無意過問“行政院”事務，這正是王云五擔當重任的極好機會。但是，王云五對為官生涯也產生倦意，去意彷徨，又脫不了身。對于公務，他不再全力以赴，于是萌發(fā)了自撰年譜的念頭。王云五寫作的特點之一是，敘述評論不厭其詳，大量引用文件、信函及報告速記等檔案資料。他一旦決定寫自撰年譜，勢必投入大量精力收集整理各類資料，只能把公務放到次要的地位了。

　　王云五于1963年2月開始寫自撰年譜，自取其名為《岫廬自撰年譜稿》，行文較為隨意，未曾出版。他后來撰寫并出版的《岫廬八十自述》中，大量采用了《岫廬自撰年譜稿》中的文字。王云五自撰年譜，為后人研究他本人，以及商務印書館歷史和臺灣社會政治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獻。其作用與貢獻，是他的“政績”所無法比擬的。自撰年譜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而且寫作過程本身使他恢復了對自由生活的向往，于是他下定決心辭去官職，遂于1963年6月24日致書陳誠，力請辭去“行政院”副院長之職。

　　在他提交辭職書后的第三天，即1963年6月26日，陳誠正式向蔣介石提出辭去“行政院”院長之職。陳誠為了自己能順利辭去此職，將王云五的辭職書扣下。蔣介石挽留陳誠，同時再給他一個月假期，命王云五代理院長職務。欲罷不能，使王云五感到很苦惱。10月23日他又擬就第二份辭職書，未獲批準。后因陳誠堅辭院長，蔣介石遂同意王云五辭去副院長，理由是任何他人組閣，在資望上皆不便屈王云五為副，又因為王云五不是國民黨員，不便讓他當“行政院長”來組閣，只能允其辭職。辭職后的王云五，被聘為“總統(tǒng)府”資政。所謂“總統(tǒng)府”資政，只是一個虛職，在蔣介石認為需要時，提供些政見方面的建議而已。

　　在其他一些問題上，王云五的觀點與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政策也有較大的分歧，他的意見一再被否決，使其從1960年就萌發(fā)了退出政壇的念頭。

　　王云五辭去“行政院”的職務之后，雖然仍虛掛著“資政”的頭銜，常托故不參加有關的咨詢會議。1972年5月6日，他致函張群，以“久病未愈”為托詞，請辭“總統(tǒng)府外交綜合組”副召集人的虛職，并表示今后不再參加討論。對于一屆“國大”第五、六次會議，他也虛與委蛇，一般討論不參加，僅在關鍵時刻受當局力邀，才出面主持。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國大”舉行“總統(tǒng)”選舉會議，由王云五任大會主席，蔣介石以“全票”當選“第五屆總統(tǒng)”。1978年3月21日王云五應邀主持第六次“國大”的“總統(tǒng)”選舉，蔣經國當選?！翱偨y(tǒng)”選舉前后的許多會議，王云五大多不參加。

　　王云五為什么是戰(zhàn)犯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王云五是負面色彩較濃的人物。年輕人對他了解不多，雖然在1948年新華社發(fā)布的43名國民黨戰(zhàn)犯名單中，他被列為第15號戰(zhàn)犯。同時，他又是一個典型的商人。文化商人雖然近年地位看漲，但在中國社會里拿筆桿子的文人仍會有所保留。這就是王云五的尷尬處。

　　此岸判定王先生為戰(zhàn)犯，彼岸卻稱之為世界一流的出版家?！皻v史的輪回，總有事情發(fā)生常常讓后人感慨萬千”。

　　直到晚年，王云五回憶起這段歷史，還說當時他加入民國政府是“一念之誤”。但歷史是不能重來的，正是那“一念之誤”，使他失去了堅持獨立人格的原則;也是那“一念之誤”，使他在任財政部長期間，因為金圓券事件身處窘境，最終引咎辭職;還是那“一念之誤”，使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國共產黨陸續(xù)公布“國民黨戰(zhàn)犯名單”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位居第十五位。

　　王云五子女

　　王云五有兩位妻子、七子二女和四十多位孫子和外孫，他的子孫多旅居國外。他的兩位夫人是姐妹倆，徐凈圃、徐馥圃。子女九人，除一女早逝外，其余也均為國際聞名的學者、專家。大兒子學理，德國柏林工業(yè)大學博士;二兒子學武，工程博士;三兒子學政，在美從商;四兒子學農，牙醫(yī)博士，香港;五兒子學哲，法理學博士;六兒子學藝，神經外科博士;七兒子學善，醫(yī)學博士。大女兒學文早逝;二女兒學醫(yī)，醫(y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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