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論文2000字(2)
中國政治論文2000字篇二
城鄉(xiāng)二元: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階段合理性
導讀：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昉先生認為，中國農業(yè)不再是勞動力的蓄水池，因而農民工進城的不可逆轉性愈發(fā)確定。對此，賀雪峰教授認為這樣的觀點是很值得商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不理解農民家庭的代際分工，農民“有來有去”不只是與經濟周期有關，更與農民的生命周期有關;第二個問題是對當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狀況存在誤判;第三個問題是忽視了中國經濟結構狀況，尤其是忽視了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結構中的位置。
蔡昉先生在《國際經濟評論》2010年第2期發(fā)表《被世界關注的中國農民工——論中國特色的深度城市化》一文。筆者對蔡昉先生的觀點有不同看法，因此撰寫此文以與蔡昉先生商榷。本文主體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綜述蔡昉論文的觀點，第二部分提出三點商榷意見。
一、蔡昉論文的觀點
(一)觀點一：農民工進城的不可逆轉性
蔡昉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發(fā)展中已經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所謂劉易斯轉折點，蔡昉的定義是“我們把勞動力需求增長超過供給增長速度、工資開始提高的情形稱作劉易斯轉折點”。蔡昉認為，“以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作為一個經濟發(fā)展階段的里程碑，從理論的角度認識中國二元經濟終結并揭示其含義，有助于我們認識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以及保持社會和諧的關鍵領域。而農民工無疑是這個理論認識和政策關注的一個主題詞”。
具體地，蔡昉認為，“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農業(yè)不再是勞動力的蓄水池，因而農民工進城的不可逆轉性愈發(fā)確定”;在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農民不再是剩余勞動力蓄水池的情況下，“托達羅悖論”和與之相應的“托達羅教條”都已經過時，打破“托達羅悖論”及改變“托達羅教條”所隱含的政策取向具有客觀必然性。所謂“托達羅悖論”，是指“所有改善城市就業(yè)狀況從而降低失業(yè)率的努力，會因擴大了城鄉(xiāng)預期工資的差距，從而增強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動機。或者進一步，所有改善遷移者狀況的努力，都會進一步引起遷移者的涌入，從而惡化遷移者在城市的就業(yè)和居住環(huán)境”。與此相應，“托達羅悖論”轉化為“托達羅教條”，包括對農村向城市的遷移要加以控制，勞動力流動模式應該是“有來有去”，從而只是把遷移者作為臨時過客等一系列政策傾向。
(二)觀點二：“托達羅教條”的終結
蔡昉認為，“托達羅教條”終結的一個表現(xiàn)，是以農民工為主要構成部分的城市常住人口的加速擴大，從而加速了城市化進程。但中國的城市化模式具有非典型化的特點，“即被統(tǒng)計為城市常住人口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沒有享受到與城市戶籍人口相同的社會保障和社會保護的覆蓋”，從而“導致城市化進程的不穩(wěn)定性”、“無論是因經濟周期因素還是最終預期，沒有獲得正式市民身份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仍然把農村老家作為自己的歸屬”、“由于城鄉(xiāng)消費模式的差異，沒有歸屬感的農民工和家屬，仍然按照農村的模式進行消費和儲蓄，不能發(fā)揮城市化促進服務業(yè)發(fā)展和消費需求擴大的功能。因此，未來的城市化應該從單純的人口比率提高，轉向更加關注公共服務覆蓋面擴大的內涵上來，通過消除46%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與33%的非農戶籍人口比率之差，實現(xiàn)農民工的市民化”。
(三)觀點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條件
蔡昉認為，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意味著勞動力短缺經常性地發(fā)生，中國的地方政府為了發(fā)展本地經濟，有動力“通過某種形式的勞動力市場干預，或者提高對農民工的公共服務覆蓋水平，幫助本地區(qū)獲得更好的勞動力供給環(huán)境”，而“對農民工來說，最必需且最為欠缺的公共服務是養(yǎng)老保險和失業(yè)保險”。蔡昉認為，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對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意愿具有重要影響，農民工在社會保障領域享受充分而均等權利的條件也已經成熟。
蔡昉認為，“一旦我們認識到戶籍制度的核心是公共服務的供給，而中國特色的地方政府在勞動力短缺逐漸成為普遍現(xiàn)象的情況下，會利用公共服務覆蓋水平的擴大，加速農民工實際上市民化的進程，以此保持城市勞動力供給的可持續(xù)性”。
蔡昉認為，“既然以均等化公共服務為核心的農民工市民化是推進城市化、完成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的嚆矢，旨在實現(xiàn)制度變革的改革目標的確定和實施政策，都應該把重點放在這些有利于把擴大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制度，以及獲得平等的公共服務的相關領域”。
(四)蔡昉觀點的考慮重心和政策結論
若對蔡昉的觀點進一步綜述和簡化，可表述如下：
1、中國經濟發(fā)展迎來劉易斯轉折點。
2、中國農業(yè)不再是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城市可以為進城農民提供穩(wěn)定的就業(yè)，農民不應再返回農村。制度安排上也不應再死守“托達羅教條”。
3、即使改善進城農民工的經濟條件，因為農業(yè)中剩余勞動力很少，也不會有過多勞動力進城而反過來加劇城市就業(yè)競爭，惡化進城農民的處境。
4、國家應采取公共服務均等化策略，加強進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使進城農民可以真正地成為城市永久居民，從而實現(xiàn)中國深度的城市化。
進一步簡化蔡昉的觀點，即中國經濟發(fā)展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以后，中國就應采取更加積極的城市化戰(zhàn)略，核心是使農民一次性進城，而不再返鄉(xiāng)，或有返鄉(xiāng)預期，從而實現(xiàn)中國深度的城市化。也因此，當前中國城市化政策應進行大的調整。
二、三點商榷意見
筆者認為，蔡昉先生的文章中存在三個很值得商榷之處，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不理解農民家庭的代際分工，農民“有來有去”不只是與經濟周期有關，而且更與農民的生命周期有關。第二個問題是對當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狀況存在誤判;第三個問題是忽視了中國經濟結構狀況，尤其是忽視了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結構中的位置。
(一)典型的“托達羅悖論”
1、勞動力的無限剩余
當前中國農業(yè)勞動力約有3億左右，若算上可以參加農業(yè)生產的60歲以上老年人和16歲以上青少年等半勞動力，則農業(yè)有效勞動力數(shù)量超過4億。中國有18億畝耕地，根據一個農戶家庭(夫妻兩個勞動力)可以有效經營30畝耕地來計算，農業(yè)僅需要1億勞動力，即可以滿足農業(yè)生產的要求。且隨著農業(yè)機械化的進展和輕簡便農業(yè)技術的普及推廣，勞均耕地面積還可以擴大，農業(yè)所需勞動力還可以進一步下降。這樣算下來，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幾乎是無限的。
2、小家庭的兼業(yè)收入
在勞動力剩余幾乎無限的情況下，只要進城務工可以獲得較高收入，就會有幾乎是無限的農村勞動力的城市供給。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也許是中國農民一般都有小塊承包地，一般都是在自家土地上耕作，并以此獲取農業(yè)收入，而很少有農業(yè)工人。中國農民的農業(yè)收入具有強烈的家庭農業(yè)的特點，家庭農業(yè)的重要特點是兼業(yè)收入。
當國家農業(yè)政策好，糧食價格較高時，中國小家庭雖然只有戶均不過十畝的耕地，其農業(yè)收入卻可能不低，比如不算勞動力投入，按種兩季作物算，農民種一畝田可獲純利1000元，10畝地可以獲1萬元。1萬元收入，加上農村生活中自給自足的成分可以大大減少生活的支出，再加上農村消費較少，就使得農村生活中，農民可以以較低收入來獲得較高的生活質量。
3、等價比的生活質量
中國式小農家庭，農業(yè)生產的勞動強度不高，閑暇時間很多。種兩季水稻的農民一戶10畝耕地，農作時間累計起來可能只要3個月，而有9個月閑暇，所謂“三個月種田，三個月過年，六個月休閑”，這樣的休閑可以極大地提高農民的生活趣味，也增加了其生活的質量。雖然從農業(yè)收入上講，農民務農收入較務工收入要低，但從實際生活質量上講，較低的務農收入可以等價于較高的務工收入。
4、農民工的工資上漲
取消 農業(yè)稅后，尤其是最近幾年，中央有較多的惠農政策，且糧價相對較高，農民的農業(yè)收入持續(xù)增長。農業(yè)收入的增長削弱了農民外出務工的意愿，甚至加速了農民工返鄉(xiāng)，農民工返鄉(xiāng)導致城市出現(xiàn)民工荒，從而推動了農民工的工資上漲。
也就是說，是中央的惠農政策推動了城市民工荒和農民工工資的上漲，而不是因為農業(yè)剩余勞動力的枯竭導致農民工工資上漲。這個意義上講，中國 經濟 發(fā)展的劉易斯轉折點還遠未到來。
這個判斷的含義是，只要進城農民工的收入和保障水平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高，就可以有幾乎無限的農業(yè)勞動力轉移進城。而大量農業(yè)勞動力轉移進城的結果必然是就業(yè)之爭加劇，農民工的收入和保障水平因此下降。這就形成了典型的“托達羅悖論”。
(二)中國經濟結構問題
1、進城發(fā)展的大量農民
按蔡昉的觀點，中國目前的經濟發(fā)展階段既然已過劉易斯轉折點，為進城農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的 社會保障和工資水平，并不會導致更多農民工的進城，因為農業(yè)剩余勞動力很少了。但是，從我們調查情況來看，只要農民工進城打工即可以獲得體面生存下來的條件從而不用再返回農村，則除非農業(yè)勞動力可以從農業(yè)中獲得更高收入條件，否則農民就會大量進城。
2、國家提供的惠農政策
在農業(yè)產值占GDP比重越來越小，而農業(yè)人口數(shù)量并未大幅度降低的情況下，農民從農業(yè)中獲取收入快速增長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國家在城市越是為農民工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尤其是提高工資和社會保障水平(重慶正想這樣做)，則就會有幾乎無限的農業(yè)勞動力轉移進城。也因此，國家若要防止農業(yè)勞動力轉移進城，從而抵消掉已進城農民工收益的增長條件，就要給農民更多補貼，就要有更多惠農政策提供出來。
這樣一來，國家要通過政策讓進城農民工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家，就要為留在農村的農民提供與進城農民工收益增長相一致的惠農政策。在9億農民(包括進城農民工和留村農民)收入都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其成本就必然要有人來支付，這就是企業(yè)成本的增加、國家 財政支出的增加和農產品價格的上漲。
3、導致困境的成本支付
恰恰是以上三個方面的成本支付對于中國目前經濟結構是致命的。眾所周知，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依靠的就是加工制造業(yè)，其根本又在于勞動力廉價和 稅收優(yōu)惠。而要為進城農民工提供體面城市生活的條件和為從事農業(yè)的農民提供更優(yōu)惠政策，就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資，就不能不增加企業(yè)稅收。其結果就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的喪失，“中國制造”被“印度制造”、“越南制造”所代替。
一旦中國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高科技產業(yè)的發(fā)展又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就會受到損害，就業(yè)就會受到影響。其實，這也是我們在討論中國前30年之所以可以獲得持續(xù)的快速發(fā)展和擔憂未來“人口紅利”失去之后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常識。我們往往會擔心，在高附加值的“中國創(chuàng)造”還未能成為中國經濟的脊梁時，“中國制造”卻已優(yōu)勢不再，那時中國的經濟就可能衰退。
(三)中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
實際上，讓“中國制造”長期處在優(yōu)勢位置的制度安排，就是中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
1、二元結構的中國特點
中國式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極為重要的特點是以家庭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勞動力再生產方式，簡單地說就是，農民家庭中，年輕人外出務工，中老年人在家務農。中老年人外出務工已無優(yōu)勢，但在家務農卻正好。年輕人喜歡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且正好適合工廠生產線的需要和城市服務業(yè)發(fā)展的需要。中老年人在農村務農，就有了務農的收入，務農收入可以解決一家的溫飽，年輕人務工的收入就是可以積攢下來辦大事的純收入。年輕人將子女留在農村，與父母一起生活，農村生活費用低，而務農收入加上務工收入，就使一個家庭可以有較高的收入減去支出的節(jié)余，家庭生活就有了小康的樣子。并且，年齡比較大的中老年人在農業(yè) 機械化程度比較高、農業(yè)社會化服務比較完善的條件下，照看莊稼倒是正適合，且他們因為可以與土地親密接觸，而有力有處使，務農成為他們的權利與享受。農村是一個在固定地域展開的熟人社會的世界，中老年人在這樣的農村社會生活，有根、有意義、有安全感。
2、“世界工廠”的溫飽訴求
農村勞動力再生產中，正是因為中老年人可以從事農業(yè)、獲得農業(yè)收入，就使得年輕人能夠進城務工，而無論城市務工收入的多少。城市務工收入高，他們就可以有更多的積蓄，購買更多奢侈品，舉辦更加豪華的婚禮。即使收入低，他們也因為有父母在家務農的收入，而可以解決溫飽問題。因此，中國制造業(yè)可以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更有廉價勞動力優(yōu)勢，在全球化中獲益。中國之所以可以成為“世界工廠”也大都得益于此。不僅如此，一旦出現(xiàn)經濟周期性波動，進城農民工因為在農村有父母從事農業(yè)的收入，因而具有承受失去城市務工收入的能力。
3、農民進城的生命周期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再生產的以上方式的核心，是農民在城鄉(xiāng)之間“有去有回”的流動，不只是要適應經濟周期，而且更是與農民工的個人生命周期有關。年輕人進城務工，年齡大了，在城市務工的機會越來越少，報酬越來越低，且已經倦了累了，游子思鄉(xiāng)，要想回到家鄉(xiāng)休養(yǎng)了，他們因此回到農村家中從事農業(yè)生產。有人問進城的年輕農民工愿不愿意回鄉(xiāng)種田，年輕人總的來講都會回答說不愿回到農村。但到了一定年齡，人生任務越來越重，動極思靜，回到家鄉(xiāng)農村過寧靜的生活，成為進城幾十年農民的普遍愿望。從 統(tǒng)計數(shù)據上看，進城農民的數(shù)量越來越多，逐年增長，但從農民個體來統(tǒng)計，則進城農民的2/3都是或 計劃將來是要返回農村去的，當前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卻是以農民不斷地在城鄉(xiāng)之間往返為基礎的，這個往返的基礎是年輕進城，年齡大了即返鄉(xiāng)。也就是說，當前的農民進城是建立在農民頻繁流動于城鄉(xiāng)的動態(tài)基礎上的。
4、蔡昉觀點的質疑之處
按蔡昉的建議，所有進城的農民都不再可逆，即不再可以返回農村，而幾乎所有農村的年輕人還是要進城，進城的人口都不再返回，那時一定很快就會出現(xiàn)由于過多農民進城，導致城市無力容納，農民工在城市生活質量大不如農村的狀況。顯然這樣的看法，在事實上是有悖農民進城選擇的實際的。
5、農民進城的兩難反思
農民進城有其高度的社會經濟因素，但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民接受城市較低工資、或要求較高工資的生存理由，這的確是個兩難選擇的問題。因為一方面，農民仍然可以往返城鄉(xiāng)(我們當然不能規(guī)定農民不能返回農村，返回農村的權利是農民最基礎的人權)，進城務工的年輕人就可以接受比較低的工資。另一方面，在一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下面，若有農民進城后不再返鄉(xiāng)，或全家老少一起進城去了，這個農民家庭中，老年人父母在城市沒有收入，家庭的支出遠高于農村支出，則這個家庭要維持住過去農村的生活水準，年輕人的務工收入就必須大幅度提高。全家進城更需要高水平工資的進城農民，但并不會因此就更容易獲得高于可以接受低工資的往返城鄉(xiāng)的農民的 工作機會。在同樣的勞動力市場下面，同工同酬，全家進城的農民家庭生活質量就大大地低于流動于城鄉(xiāng)的農民家庭。
6、體面安家的就業(yè)渠道
若進城農民有專門的技術，或有特別好的運氣，而可以獲得超出一般進城農民的收入機會和工作機會，這樣的農民就更有能力在城市安家，并體面地生活下來。進城農民顯然不會運氣都好，也不可能都有可以獲得高報酬的專門技術，運氣好和有技術的進城農民總是少數(shù)，這樣的少數(shù)進城并在城市體面地生活下來。而運氣一般和沒有可以獲得高報酬技術的農民工也還可以返回農村。
7、進城農民的有來有去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中國產業(yè)結構的升級，越來越多高報酬的崗位產生出來，越來越多的好運氣產生出來，因此有越來越多的進城農民可以實現(xiàn)自己的城市夢，將全家永遠地搬到城市安居，中國的城市化率因此越來越高。但這個過程中，始終會有失敗的多數(shù)或少數(shù)進城農民工需要返回農村。農民的這個返鄉(xiāng)權利，不僅可以為農民提供最后救濟，而且使中國具有強有力的調控能力。
當然，這也使中國可以繼續(xù)保持“中國制造”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在“中國創(chuàng)造”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支柱之前，這一點尤其重要。
三、結語
蔡昉觀點存在的一個主要誤判是，用高度抽象且不確定的模型來思考中國復雜的經濟現(xiàn)實，在沒有真正深入理解中國經濟現(xiàn)實的情況下，即已得出政策結論，這一點甚至是危險的。
此外，蔡昉論文的題目是“被世界關注的中國農民工”，注釋中說“‘中國工人’被選為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并被排在第三名位置上，表明中國農民工不僅對于中國經濟社會做出巨大貢獻，而且對于世界經濟具有重要意義”。這個注釋真是莫名其妙。難道美國的《時代》周刊排個年度人物什么的，就可以表明中國農民工“對于世界經濟具有重要意義”?這樣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顯然缺少了基本的主體性和自信心。一旦我們形成了缺少主體性和自信心的思考習慣，卻又往往借助高度抽象的概念和模型思考時，我們就可能會犯下大錯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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