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巴勒斯坦民族經歷了從“潛在民族”→“自在民族”→“自覺民族”的過程。在思想領域，巴勒斯坦人經歷了從阿拉伯民族主義到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轉變。在完成了這一轉變后，美國、以色列和國際社會才把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重心從阿拉伯國家轉移到巴勒斯坦人身上，才使中東和平進程步入了正確軌道。

　　關鍵詞： 巴勒斯坦民族 阿拉伯民族主義 巴勒斯坦民族主義

　　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長道路艱難而坎坷。在民族認同上，巴勒斯坦人經歷了從阿拉伯人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轉變。在思想領域，巴勒斯坦人經歷了從阿拉伯民族主義到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轉變。深入探討這一轉變對于正確認識巴勒斯坦民族的復興和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同時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以色列、美國以及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態(tài)度和政策，對于認識現(xiàn)代民族的分化與整合也具有參考意義。

　　一、學術界關于民族過程的理論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于民族的形成過程和發(fā)展階段已有不少研究和論述。在論述巴勒斯坦民族發(fā)展歷程之前，有必要對學術界的有關論述進行簡要的梳理，以便對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發(fā)展及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進行深入分析。

　　斯大林曾把民族的形成分為低、中、高三個階段。他說：“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處于民族形成的高級階段，車臣和卡巴爾達處于民族形成的低級階段，而柯爾克孜則處于這兩個極端的中間?！蔽覈鴮W者也提出，在民族形成以后，就其內部的凝聚來說，還有一個從雛形到定型的發(fā)展過程，“從民族的初型到定型也有一個發(fā)育過程，即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fā)展過程，這就是民族的發(fā)育”。

　　在對民族過程的研究中，根據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不同情況，可將其劃分為“潛在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覺民族”三種狀態(tài)。最早對民族發(fā)展形態(tài)做出“自在”和“自覺”劃分的是費孝通先生。他在談到中華民族的形成時講道：“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xiàn)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費先生在此僅就中華民族的形成談到了“自在”和“自覺”，但實際上這也是民族形成和存在的兩種普遍狀態(tài)。

　　在完整意義上提出民族發(fā)展狀態(tài)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王希恩博士。他在《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三種狀態(tài)》一文中，提出了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三種狀態(tài)，即“潛在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覺民族”，并對其進行了系統(tǒng)的論述。他認為，在民族諸要素完全凸現(xiàn)、構成完整的民族實體之前，地域共同體、血緣共同體、種族共同體、宗教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雖然還不是民族，卻具有滋生民族因素的土壤，具有向民族轉化的趨勢，故可視為“潛在民族”;“自在民族”與“自覺民族”的區(qū)別在于族體能否被自身認識，即民族認同問題。由于民族是人類相互隔絕的產物，而民族認同只能發(fā)生于民族交往、形成對比之際，認同的完成也有從個別到普遍的過程，因此，一般來說來，民族認同的發(fā)生與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并不同步。民族認同在“自在民族”發(fā)展階段并不一定存在，但卻是“自覺民族”發(fā)展階段的必備特征。以民族認同為標志進入“自覺”發(fā)展階段有兩種途徑：由“潛在民族”到“自在民族”，經民族認同進入“自覺”階段的順序型發(fā)展進程;“潛在民族”未經“自在”階段便先行發(fā)生認同，進入“自覺”階段的跨越型發(fā)展進程。

　　筆者認為，王博士的理論對于分析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和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發(fā)展有重要借鑒意義。下面筆者就以王博士的理論為依據，分析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長經歷，探究巴勒斯坦民族的狀態(tài)和發(fā)展歷程。

　　二、從“潛在民族”到“自在民族”

　　在阿拉法特時代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是一個“潛在民族”。它雖擁有語言、地域、宗教文化等共同特征，但不是一個“原生民族”，而是一個“次生民族”，它孕育在阿拉伯人之中。“次生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三種途經：(1)從民族分化而來;(2)由民族聚合而來;(3)由其他人們共同體轉化而來。顯然，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屬第一種途徑，它是從阿拉伯人中分化出來的。

　　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的自我認知以及民族從“自在”狀態(tài)轉變?yōu)椤白杂X”狀態(tài)是需要人為努力的。不論是杰出人物還是一般的民眾所體現(xiàn)的民族意識，其初始形態(tài)都是自在的、分散的和局部的。這種初始形態(tài)的民族意識還不可能為全民族所認識，要想使其成為自覺的民族意識并為群體成員所接受，需要杰出人物的提升和傳播。而領袖人物在這個過程中起著特殊的作用，阿拉法特正是這樣的杰出人物。他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思想加以提升，并使其得到廣泛傳播;他為巴勒斯坦人贏得民族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巴勒斯坦人從“潛在民族”和“自在民族”向“自覺民族”的方向發(fā)展。

　　眾所周知，在英國委任統(tǒng)治期間，巴勒斯坦人在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賽尼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員會的領導下，于1936—1939年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反對英國委任當局的“扶猶抑阿”政策。該起義被鎮(zhèn)壓后，巴勒斯坦民族運動處于低潮。1949年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結束后，70多萬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離鄉(xiāng)，流落到外約旦、敘利亞、埃及和黎巴嫩等國，淪為難民，只有1/3的人繼續(xù)留在當地，且大多聚集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這種分散狀況嚴重影響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團結和斗爭。此后，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倡導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阿拉伯統(tǒng)一思想風靡一時，于是，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并通過阿拉伯團結和統(tǒng)一來解放巴勒斯坦成為多數阿拉伯國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毫不否認自己的阿拉伯屬性，他們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國家的整體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1967年“六五戰(zhàn)爭”之前，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在總體上處于被抑制狀態(tài)，只是在1967年戰(zhàn)爭之后，巴勒斯坦人才經歷了一個民族轉變的過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識覺醒之后，其民族主義才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時期。

　　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之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裂成三部分：以色列除占領了聯(lián)合國決議劃給猶太人建國的領土外，還占領了加利利地區(qū)、約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區(qū)和加沙地帶的部分地區(qū);埃及控制了剩下的加沙地帶;剩下的大部分約旦河西岸地區(qū)由約旦接管。耶路撒冷被一分為二，東區(qū)由約旦控制，西區(qū)被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一個整體，這也是整個巴勒斯坦問題在1949—1967年間趨于緩和的因素之一。然而，在1967年以色列打敗阿拉伯聯(lián)軍，并占領了約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為一個整體，約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又成為一個社會。

　　1967年戰(zhàn)爭不僅使巴勒斯坦問題再次出現(xiàn)，同時還為巴勒斯坦民族認同創(chuàng)造了一個聚合空間。這個過程是在1967年戰(zhàn)爭后的年輕一代成長時開始的，又向上影響了他們的父母。上一代人在1949—1967年成長時，約旦河西岸是在約旦統(tǒng)治(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于1949年10月將約旦控制的約旦河西岸并人約旦)之下，而加沙地帶則由埃及管理。由于埃及、約旦與巴勒斯坦同屬阿拉伯文化，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老一代巴勒斯坦人沒有感到必須持久地維護他們獨特的巴勒斯坦屬性。事實上，很多老一代的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在1949—1967年間均已“約旦化”或“埃及化”。自約旦賦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權后(埃及未這樣做)，1967年戰(zhàn)爭之前的那一代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認為，當時的約旦國王侯賽因比任何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更像他們的領袖。

　　但是，在以色列占領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后，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出生的巴勒斯坦青年是在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下成長的。他們長大成人時，約旦“不在西岸”，埃及也“不在加沙地帶”，以色列取代了它們。他們面臨的是他們不愿與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以西方文化與猶太文化為主的多元文化)。事實上，自從不能再獲得約旦的身份后，巴勒斯坦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們自己的“根”上來，并且比以前更加強調他們自己獨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傳統(tǒng)。因此，在1967年戰(zhàn)爭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識大大增強，整個民族覺醒了。阿拉法特領導的巴解組織的巨大功績就在于把巴勒斯坦人復興的愿望變?yōu)樾袆?，使他們有了依靠。換句話說，猶太復國主義者為猶太人做的事情，巴解組織也為巴勒斯坦人做到了。阿拉法特將這個民族從“瀕臨滅亡”的境地拯救出來，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場為國際社會所承認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們從需要帳篷的難民變?yōu)樾枰鳈嗟拿褡?。這次戰(zhàn)爭之后，這些處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變?yōu)橐还烧瘟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