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個人修養(yǎng)

　　他的修養(yǎng)要則不是寫給別人看的,而是切合自身實際、說到做到的修養(yǎng)指南。周恩來一貫主張發(fā)揚長處、糾正短處,那么周恩來的修養(yǎng)要則是怎樣呢?如何理解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一些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一 努力工作，要有計劃，有重點，有條理。

　　1942年2月，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兩篇講演，開啟了延安整風運動。但周恩來參加整風學習，并不是從這時才開始的。早在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批評了當時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提出了改造全黨學習方法和制度的任務。收到毛澤東的這份報告后，在重慶領導南方局工作的周恩來，立即組織工作人員學習。此時，周恩來主要從學風問題，即如何改造學習方法和制度的角度去理解毛澤東的報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點均設立高級學習組。10月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會議決定周恩來任西南學習組組長。11月4日，中央學習組要求各級高級學習組在一年內先學習季米特洛夫在共產(chǎn)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列寧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與《六大以來》等83個文件。之前，周恩來安排南方局研究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同時搜集黨史資料，準備以后討論和學習中共黨史。12月30日，他收到了毛澤東、王稼祥的指示：學習中共黨史請先從討論六大以來的文件入手。隨后，周恩來按中央要求對南方局的學習作了調整，開始以主要精力抓黨史文件的學習。

　　1942年2月16日，周恩來等電告毛澤東、王稼祥：“重慶辦事處及報館高級學習組已進行學習約16次，每周9小時，從未間斷，并已開始研究中共黨史。”2月20日，毛澤東回電，強調掌握思想為第一項，“近來已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口號，延安在動員中”。6月，南方局成立學習委員會，正式開始整風學習，并進入第一階段，整頓學風。周恩來領導的學委將全部學習文件集成小冊子作為必讀材料，印發(fā)大家學習討論，討論的重點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

　　從上述背景敘述不難看到，延安和各地的整風運動從改造學習方法和制度入手，經(jīng)歷了從理論學習到與中共黨史相結合并系統(tǒng)總結歷史經(jīng)驗的逐步深入的過程。周恩來對整風學習“學什么”、“怎么學”，在認識上亦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調整、深化的過程。他在《我的修養(yǎng)要則》第1條即提出“抓住中心，寧精勿雜，寧專勿多”的學習方法，正是他對自己這種關于整風學習的認識過程的概括和總結。

　　二 習作合一，要注意時間、空間和條件，使之配合適當，要注意檢討和整理，要有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

　　如何進一步提高工作能力和改進工作作風，是周恩來在整風學習中思考較多并作深刻自省的一個問題。在南方局整風學習會上，周恩來曾向同志們交心說：“參加革命團體，迄今已廿年，經(jīng)常處在實際工作的情況下，故培養(yǎng)了些工作能力”，但他同時又檢查自己“理論修養(yǎng)不夠，有些事務主義作風”。這兩條正是周恩來在《我的修養(yǎng)要則》中認為今后在工作中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所謂事務主義，是指不分輕重主次，不注意大的方向，而埋頭于日常事務的工作作風。周恩來參加革命以后，由于具備很強的組織協(xié)調能力，從事的工作常常各種各樣、既多又雜，一向以處事縝密、周詳著稱。這大概是他認為自己有事務主義作風的原因吧。事實上，周恩來既注重工作細節(jié)，也從未放棄對工作大局的思考和把握。但他用更高的標準來衡量、來解剖自己，認為自己的工作中還是存在一些事務主義的東西，這是對自己進行最嚴格的思想剖析。因此，周恩來在《我的修養(yǎng)要則》中寫上了工作上“要有計劃，有重點，有條理”這一條。

　　1943年7月，周恩來回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從11月15日起，他在整風學習會上接連作了五天報告，深刻地總結了過去的工作失誤和不足，表示在今后“必須從專而精入手。寧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攬許多。寧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淺嘗即止。寧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寧務其大，不務其小。這樣，做出一點成績，才能從頭到尾，懂得實際，取得經(jīng)驗”。這段話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周恩來通過整風學習，對工作方法問題的思考更加深入、全面和具體了。

　　在整風學習期間，周恩來要求自己的這種“有計劃，有重點，有條理”的工作方法，曾有力地指導了南方局的實際工作。例如，皖南事變后，重慶的政治環(huán)境更加險惡，在隱蔽狀態(tài)下南方局如何打開新的工作局面呢?周恩來選擇了被國民黨頑固派忽視而又有著很大群眾影響的文藝運動作為當時南方局工作的重點，并且有計劃、有條理地開展起來。他關心話劇、電影、小說等文藝創(chuàng)作，對學術研究給予具體指導，對進步出版事業(yè)給予大力扶植。在他的帶動下，南方局的同志們在文藝界廣交朋友，逐漸團結起了一支強大的進步文化力量，為沖破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在國統(tǒng)區(qū)向人民群眾傳播革命真理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三 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斗爭。

　　兼顧學習與工作相互統(tǒng)一、相互促進的關系，將整風運動的成果落實到實踐中去，是周恩來加強修養(yǎng)的另一個重點。在《我的修養(yǎng)要則》中,他提出“習作合一”，主張把“學習”、“鍛煉”、“實踐”統(tǒng)一起來，不能空洞抽象地談修養(yǎng)問題。在他看來，理論學習對個人修養(yǎng)固然重要，“但是一般地說來，社會生活的教育作用最為廣泛和直接”;還要注意時間、空間和條件的相互配合，既注意檢討和整理，也要有所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

　　周恩來的“習作合一”在統(tǒng)戰(zhàn)工作中得到充分展現(xiàn)。皖南事變后，國統(tǒng)區(qū)政治氣壓低沉。出乎國民黨意料之外的是，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領導下，統(tǒng)戰(zhàn)工作在夾縫中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特別是對民主黨派和地方實力派的工作不斷取得重要進展。周恩來是如何帶領大家適應復雜政治氣候下統(tǒng)戰(zhàn)工作內容、對象、范圍、任務等方面的不斷變化的呢?他首先選擇從學習入手。1943年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學習會上作了《關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系》的報告，對黨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中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及經(jīng)驗教訓進行了回顧和探討，進而指出“左”傾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對發(fā)展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危害性。他還指出，有的同志只愿意同進步分子交往，不愿到中間分子中去進行工作，特別是怕同對我們有不同意見或反對過我們的人打交道，這就是宗派主義的表現(xiàn)。正是通過這些學習活動，周恩來使南方局的同志們認識到必須善于將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理論和當時當?shù)氐膶嶋H結合起來，才能將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可能性變成現(xiàn)實?？梢哉f，對于統(tǒng)戰(zhàn)問題，周恩來充分利用了時間(抗戰(zhàn)期間)、地點(國統(tǒng)區(qū))、條件(整風學習運動)的需要和配合，既有對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也有工作方法的創(chuàng)新，真正做到了“習作合一”。

　　四 適當?shù)陌l(fā)揚自己的長處，具體地糾正自己的短處。

　　搞好自我修養(yǎng)，也就是古人說的“修身”，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礎，周恩來的思想修養(yǎng)，標準之高，要求之嚴，以及持之以恒，在黨內是一個有口皆碑的典范。他的修養(yǎng)要則不是寫給別人看的，而是切合自身實際、說到做到的修養(yǎng)指南。

　　周恩來一貫主張發(fā)揚長處、糾正短處，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斗爭。在南方局整風學習期間，他曾多次主持會議討論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檢討自己的缺點”，以及“怎樣對待錯誤的思想意識”。他曾聯(lián)系自己的經(jīng)歷，嚴格剖析自己“由于母教的過份仁慈禮讓”，“故對于黨內錯誤路線的斗爭，往往走向調和主義”。他還認為，領導干部應在自我批評方面起示范作用，“一個人或一個政黨，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滿自傲，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和缺點，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敢正視錯誤和改正錯誤，那末，這個人和這個政黨就一定不免于失敗”。周恩來勇于進行思想意識改造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表現(xiàn)得格外突出。

　　60多年前的延安整風運動，滌蕩了當時每一位共產(chǎn)黨員的心靈，周恩來《我的修養(yǎng)要則》就是這場整風學習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精神遺產(chǎn)。它仿佛是一面鏡子，透過它，我們看到了周恩來作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崇高的人格光輝和修養(yǎng)魅力;透過它，我們也看到一位真正共產(chǎn)黨人所應達到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