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zhàn)爭(First Opium War)英國經常稱第一次英中戰(zhàn)爭(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戰(zhàn)爭”，是1840年至1842年英國對中國發(fā)動的一場戰(zhàn)爭，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下面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了中國古代戰(zhàn)役戰(zhàn)爭:鴉片戰(zhàn)爭相關的知識，希望對大家有用。

　　鴉片戰(zhàn)爭背景

　　戰(zhàn)前清國

　　19世紀初，英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最強大的國家，并且建立了“日不落”帝國。而它在亞洲下一個主要的侵略目標就是中國。[4]

　　自清朝初期到鴉片戰(zhàn)爭前夕，清朝仍然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曾經的國勢，從乾隆末年就呈現出江河日下之勢。封建制度已嚴重地阻礙著新的現代經濟的發(fā)展。明代中葉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非常緩慢。到鴉片戰(zhàn)爭前，以小農業(yè)和家庭手工業(yè)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占據中國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在全國成為普遍現象。吏治敗壞，封建專制發(fā)展到了極點。清政府用“四書”、“五經”將人們的思想禁錮起來，對不滿情緒或評議時政者，實行殘酷鎮(zhèn)壓。國防空虛，軍備廢弛。對外關系上，清朝長期實行閉關政策，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對外貿易和社會政治、經濟的發(fā)展。[2]

　　隨著清朝統治的日趨腐敗和對人民剝削壓迫的加重，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統治面臨深刻的危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列強擴張

　　正當清王朝日趨衰落的時候，英、法、美各國的資本主義卻在迅速發(fā)展。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開始了工業(yè)革命，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機器工業(yè)逐漸代替了工場手工業(yè)。英國工業(yè)的發(fā)展，工業(yè)產量急劇上升，“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努力尋找新的資源及產品生存空間。[2]

　　法國是僅次于英國的資本主義國家，到鴉片戰(zhàn)爭前夕，法國工業(yè)產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國在鴉片戰(zhàn)爭前夕資本主義工業(yè)并不發(fā)達，但它正處于上升階段。19世紀30年代，美國資產階級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歐洲資本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勢力，全面控制市場，因此，美國在19世紀中葉沒有足夠的力量侵犯中國。[6] 美國充當了英國侵略者的幫手，追隨英國侵入中國。俄國1861年農奴制改革后，資本主義工商業(yè)迅速發(fā)展。俄國從北面虎視眈眈注視著中國，隨時準備奪取中國的領土。[7]

　　19世紀4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攜工業(yè)革命的雄風，蒸蒸日上。歐美列強為了擴大商品市場，爭奪原料產地，加緊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動，中國的周邊國家和鄰近地區(qū)，陸續(xù)成為它們的殖民地或勢力范圍。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古老封建儒家奴化教育下的國家，自然成為殖民主義者侵略擴張選擇的最佳對象。[8]

　　鴉片戰(zhàn)爭起因

　　貿易順差

　　英國完成工業(yè)革命后，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剛好符合此條件，能成為英國廣大商品的傾銷地。由于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英國人希望中國能開放貿易。但英國出口的羊毛、尼絨等工業(yè)制品在中國卻不受青睞，乾隆皇帝甚至認為中國什么都不缺乏，沒必要與英國進行貿易，這使中英貿易為英國帶來龐大的貿易逆差(入超)。[10-11] 而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廷則以銀作為貨幣，由于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人利潤受損。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的入口貨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使英國大為不滿。[11]

　　鴉片輸入

　　工業(yè)革命后，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向中國推銷工業(yè)產品，企圖用商品貿易打開中國的大門。直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對英貿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的地位。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貿易局面，英國資產階級采取外交途徑強力交涉，未能達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毀滅人種”的方法，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以滿足他們追逐利潤的無限欲望。[12]

　　虎門銷煙

　　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英印政府、東印度公司和鴉片販子帶來了驚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yōu)勢，使中國由二百多年來的出超國變成入超國。

　　“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600萬兩，中國國內發(fā)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財政枯竭，國庫空虛。

　　鴉片輸入嚴重敗壞了社會風尚，摧殘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煙毒泛濫不僅給中國人在精神上、肉體上帶來損害，同時也破壞了社會生產力，造成東南沿海地區(qū)的工商業(yè)蕭條和衰落。[13]

　　鴉片貿易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廣大人民的重視。清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fā)，1821-1834年頒布禁令八次;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目睹社會危機，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國嚴禁鴉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派往廣東禁煙。[14]

　　派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前往廣州負責執(zhí)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虎門銷煙。1839年3月，林則徐抵達廣州后，勒令外國煙販交出所有鴉片，并承諾不要再販賣，保證”嗣后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于6月3日-6月25日將大部分法律上屬于英國人的鴉片庫存全部銷毀。英國人把中國人的禁煙行動看成侵犯私人財產，覺得不可容忍，促成戰(zhàn)爭的爆發(fā)。[15]

　　1839年3月，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在廣州籌劃禁煙。林則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識界的士人與他同一陣線，召粵秀書院、越華書院、羊城書院三大書院六百四十五學子入貢院“考試”。這次名為考試，實為問卷調查，試題四道：“1.鴉片集散地及經營者姓名;2.零售商;3.過去禁煙弊端;4.禁絕之法。”自此林則徐掌握了所有煙商、貪官污吏之名單。在林則徐的主持下，將繳獲的鴉片在虎門海灘當眾全部銷毀。在現場觀看的廣州城鄉(xiāng)群眾，無不拍手稱快。[14]

　　鴉片戰(zhàn)爭過程

　　戰(zhàn)前情況

　　1839年7月，九龍尖沙咀村發(fā)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jiān)義律交出兇手，義律卻自己輕判了事。[17]

　　1839年8月15日，林則徐下令禁止一切貿易，派兵進入澳門，更進一步驅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為鴉片戰(zhàn)爭的導火線。1839年10月1日，英國內閣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作出“派遣艦隊去中國海”的決定，雖然依據中國法律英國人無權在中國領土上存放鴉片。

　　1840年1月5日，林則徐根據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1月8日英國“窩拉疑”號艦長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鎖廣州口岸與珠江口。1月16日，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演說，謂正密切注意英人在華利益及國家尊嚴。在中國發(fā)生的事件，已經引起我國臣民與該國通商關系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并將繼續(xù)注意這一影向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嚴的事件。[18-19]

　　2月，英國政府任命懿律和義律為正/副全權代表，懿律為英軍總司令。

　　4月，英國國會對此進行激烈辯論，在維多利亞女王的影響下，最終以271票對262票通過軍事行動 ，英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zhàn)，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zhàn)爭。[20]

　　6月，懿律率領的英國艦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愛爾蘭聯隊、第26蘇格蘭來福槍聯隊、第49孟加拉聯隊、孟加拉工兵團和馬德拉斯工兵團等)的機動艦隊從印度出發(fā)到達中國海面，標志著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正式開始。該艦隊有戰(zhàn)艦16艘(其中3艘為裝備有74門大炮的大型軍艦)，蒸汽軍艦4艘，運輸艦船28艘。戰(zhàn)爭爆發(fā)后，英國從本土又不斷增援。除去被替換回國的艦船外，到1842年8月戰(zhàn)爭結束時，侵華英軍戰(zhàn)艦達25艘，蒸汽艦船15艘，醫(yī)院船、測量船、運輸船共60余艘。

　　英國出兵的深層原因據羅茲·墨菲的分析，則是為了擁有與巨大的中國市場自由貿易的機會，從而能夠直接進入中國市場。并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夠承認英國是平等國家。而中國因傳統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貢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態(tài)度，使英國無法容忍遭受輕視或忽視和遭受排擠，中國的態(tài)度在當時已經進入近代世界的國際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英國將中國的拒絕看作是落后的表現，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種必要時訴諸武力把中國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認為這對雙方都會帶來利益。正是雙方的自大，導致了正面沖突的爆發(fā)。[21]

　　英軍首次北上

　　戰(zhàn)爭爆發(fā)之初，中方只視英軍為蠻夷，認為不具威脅。1840年6月，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義律領兵到達廣州海面，并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遠征軍封鎖廣州、廈門(今屬福建)等處的?？?，截斷中國的海外貿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為前進據點。此時，中國沿海地區(qū)，除廣東在林則徐督飭下稍作戰(zhàn)備外，其余均防備松弛。8月，英艦以驚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本來主張戰(zhàn)爭的道光帝，眼見英艦迫近，懾于兵威，開始動搖，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國書，令琦善轉告英人，允許通商和懲辦林則徐，以此求得英艦撤至廣州，并派琦善南下廣州談判;同時，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將臨，同意南下廣東進行談判。10月，琦善署理兩廣總督。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12月，琦善通過私人翻譯鮑鵬與義律談判，拖延時間。英軍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撫籌防?？冢⒚鼉山偠揭晾锊悸时琳銝|，準備收復定海。[2]

　　義律失去耐心，決定戰(zhàn)后再商。1841年1月7日，英軍突然攻占虎門的大角、沙角炮臺，清守軍死傷700余人，帥船、拖船沉毀11艘。琦善被迫讓步，1月25日與義律簽訂《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占領了香港島。林則徐被發(fā)配新疆，他雖上書道光帝，力言必須禁煙和重視海防，使被道光帝斥為一片胡言。不過《穿鼻草約》由始至終并未經中國皇帝批準，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2]

　　民眾抗擊英國

　　鴉片戰(zhàn)爭期間，中國東南沿海地區(qū)的廣大人民，積極地支持和配合了清軍作戰(zhàn)，并自發(fā)地堅持反侵略斗爭。侵略軍所到之處，無不遭到當地人民的抗擊。英軍攻陷廈門，當地民眾自動組織起來，襲擊英軍，迫使侵略軍退守鼓浪嶼。英軍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組織“黑水黨”，狠狠地打擊英軍。侵略軍進犯長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種方式襲擊英軍，阻止英國艦隊前進。[2]

　　虎門廣州之戰(zhàn)

　　虎門廣州之戰(zhàn)(1840.12～1841.8)1840年12月，琦善與義律在廣東開始談判。由于英國提出的條件過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簽訂，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隆文和楊芳赴廣東指揮作戰(zhàn)。1841年1月7日，英軍也不滿談判的進展，義律先下手為強，出動海陸軍攻占虎門的第一重門戶--沙角、大角炮臺，發(fā)起虎門之戰(zhàn)。[22]

　　道光帝聞訊下令對英宣戰(zhàn)，派侍衛(wèi)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并從各地調兵萬余人赴粵。2月23日進攻虎門炮臺，雖然部隊英勇抵抗，但不敵英軍，虎門炮臺最終失陷。[25] 2月26日，英軍又出動海陸軍，攻破虎門橫檔一線各炮臺和大虎山炮臺，溯珠江直逼廣州。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力戰(zhàn)殉國。[25] 5月21日，奕山令水陸軍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動，挈火箭、噴筒，夜襲英船，擲火焚燒。5月2日早晨英軍2400人反攻。清軍潰退。5月24日，英軍對廣州發(fā)起進攻，一路占據城西南的商館，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東北各炮臺，并炮擊廣州城。廣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軍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在此形勢下，奕山等豎起白旗求和，[26] 接受英方條件，簽訂《廣州和約》，英國不但不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英國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帶民眾自發(fā)武裝起來進行抗英斗爭。而奕山為了不被皇帝懲罰，便虛報戰(zhàn)功，甚至將該戰(zhàn)役的慘敗說成大勝。[2]

　　英軍再次北上

　　英國政府對義律在廣州所獲侵略權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為全權代表來華，擴大侵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艦船37艘、陸軍2500人離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廈門，占據鼓浪嶼(即第三次廈門之戰(zhàn))，旋北進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軍以疾疫流行，放棄定海)，10日陷鎮(zhèn)海(今屬寧波)，13日占寧波。時英軍兵力不足，遂停止進攻，等待援軍。[2]

　　廈門、浙東兵敗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赴浙，并陸續(xù)調集兵勇以備反擊。1842年3月，奕經以兵力已足，決定水陸同時反擊，企圖一舉收復寧波、鎮(zhèn)海、定海。3月10日夜，清軍對寧波、鎮(zhèn)海分別發(fā)起反擊，接戰(zhàn)均不利，紛紛撤回原駐地。進攻定海因風潮不順而延期。3月15日駐寧波英軍乘勢反攻慈溪(今慈城鎮(zhèn))和城西大寶山等地，清軍大敗，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見久經準備的浙東反攻又告失敗，遂調盛京耆英趕赴江南，準備與英軍媾和(見浙東之戰(zhàn))。[2]

　　1841年5月29日，盤踞在廣州北郊四方炮臺的英軍，闖入三元里騷擾搶劫。當地群眾奮起抗擊，打死英軍數名。隨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廟集合，以三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同時，還聯絡了附近的數千農民和手工業(yè)者，手持大刀、長矛，冒雨迎敵。而此時英軍僅僅只有一個海軍陸戰(zhàn)隊連。英軍被困在牛欄崗，天降大雨，火藥受潮，無法發(fā)揮出威力，展開肉搏戰(zhàn)，一名英軍死亡。英軍一路肉搏，在雙方人數懸殊的情況下，大勝義勇軍。最后，英勇的英國紅衣軍士兵終于一路拼殺回到了堡壘。第二天清晨，2萬多民眾高舉三星旗，把四方炮臺圍得水泄不通。英軍總司令傳話給當地長官余保純，如果不解除義勇包圍，主力英軍將攻打并盡屠廣州城。余保純清楚雙方實力，也知道英軍的槍炮不會永遠受潮，于是勸退義勇，避免廣州被屠，從此擔上賣國賊的惡名,但實際上，從雙方實力對比來看，這種做法很明智。三元里抗英后，廣東人民又以“社學”的形式，組織武裝力量，開展反侵略斗爭。[2]

　　清軍潰退

　　英國政府認為《穿鼻草約》所獲權益太少，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來華為全權代表，擴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軍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嶼、廈門、定海、鎮(zhèn)海(今寧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總兵葛云飛及四千將士戰(zhàn)死，英軍也損失慘重。英軍后來又攻打長江的門戶吳淞，江南提督陳化成率軍堅守西炮臺，兩江總督牛鑒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鑒逃走，東炮臺被攻陷，陳化成與部下死守西炮臺，孤軍作戰(zhàn)，直至戰(zhàn)死。吳淞的失利，使英軍軍艦開入長江。鎮(zhèn)江駐防副都統海齡自聞乍浦、吳淞不守，認為漢人通敵，縱兵殺害漢人。7月21日，英軍6600余人擊敗鎮(zhèn)江城外綠營守軍，越城而入，與1500蒙古八旗兵巷戰(zhàn)，英軍死37人傷129人，旗兵死約600人，海齡自殺。全城慘遭焚掠，廢墟一片。鎮(zhèn)江對岸的揚州紳商，惶恐萬狀，向英軍交納五十萬兩贖城費，免收軍事占領。8月4日，英軍直逼南京，清廷處于不利位置。[2]

　　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3月11日，英軍分遣艦隊還多次對臺灣進行侵犯。由于守軍準備充分，戰(zhàn)術巧妙，取得了整個戰(zhàn)爭中罕見的勝利，僅俘獲英軍就有182人(見臺灣抗英斗爭)。[2]

　　1842年5月，英軍放棄寧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鎮(zhèn)。6月16日發(fā)起吳淞之戰(zhàn)，江南提督陳化成戰(zhàn)死。此后，英援軍相繼到達長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會，以艦船73艘、陸軍1.2萬人，溯長江上犯，準備切斷中國內陸交通大動脈運河。7月21日，英陸軍6900余眾，發(fā)起鎮(zhèn)江之戰(zhàn)，遭頑強抗擊，被擊斃擊傷169人后攻陷鎮(zhèn)江。8月4日，英艦進逼南京下關江面，隨后英軍從燕子磯登陸，察看地形，揚言進攻南京城。在英軍堅船利炮的威懾之下，清朝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兩江總督牛鑒，妥協退讓，委曲求全，被迫在靜海寺、上江考棚等處與英軍議和。在談判期間，由于英軍的惡行引發(fā)了地方性的靖江保衛(wèi)戰(zhàn)，侵略者死傷13人后敗退(從臺灣、靖江之戰(zhàn)看來，當今記載的英軍傷亡數字不無可疑之處)。[29]

　　1842年8月29日，耆英與璞鼎查簽訂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約》。[2]

　　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軍民抗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入侵的第一次戰(zhàn)爭，廣大官兵英勇抗戰(zhàn)，表現出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但是，由于清廷和戰(zhàn)不定,決策多變,將帥不善指揮，戰(zhàn)法呆板，加之武器裝備落后，終為英軍所敗。鴉片戰(zhàn)爭的實踐表明，落后的封建軍隊已不能戰(zhàn)勝初步近代化的資本主義軍隊。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開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