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lián)生物學家李森科生平簡介
特羅菲姆·鄧尼索維奇·李森科(1898.9.29-1976.11.20)蘇聯(lián)生物學家，農學家，烏克蘭人。斯大林統(tǒng)治后期和赫魯曉夫初期蘇聯(lián)首席科學家,號稱“斯大林的科學紅衣主教”。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蘇聯(lián)生物學家李森科生平簡介，希望大家喜歡!
李森科簡介
李森科是前蘇聯(lián)農學家與生物學家，出生于烏克蘭。他對蘇聯(lián)科學界的影響是巨大的，不過是不好的方面：他讓蘇聯(lián)科學界損失了兩代精英生物學家。在李森科簡介里，李森科是個學識淺薄的人，卻是蘇聯(lián)的三科院士，獨霸蘇聯(lián)科學界三四十年。正是在他的帶領下，蘇聯(lián)生物學與遺傳學步入了無盡的深淵。李森科的“李森科主義”也是極端的個人主義，阻礙科學進步。
李森科最初嶄露頭角是在他提出的“春化處理”方法時。所謂“春化處理”，即在種子種植前濕潤并冷凍來加速成長，目的是解決霜凍威脅的問題。雖然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但是李森科憑借其“學術與政治”結合的手段，巧妙迎合斯大林的私心，居然堂而皇之的在蘇聯(lián)推廣起來。
除了“春化處理”，李森科后來的做法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否定基因，將自己對于遺傳學的理論與米丘林理論結合在一起，站在了主流遺傳學說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的對立面。對于反對的聲音，李森科故技重施，用階級理論將學術敵人打倒迫害。
許多堅持真知灼見的科學家被害。之后召開的“八月會議”李森科頑強的取得勝利，摩爾根遺傳學因此在蘇聯(lián)被取締。但是真理的力量是無限大的。即使在李森科主義正猖獗時，真理的呼聲并未消亡。恰值斯大林逝世時，李森科迫于形勢而下臺。但新上臺的赫魯曉夫亦與斯大林一樣犯錯，李森科不久又重新占領生物學界。可是這只是李森科短暫的勝利。赫魯曉夫下臺后，李森科遭到蘇維?？茖W院投票否決，從此在蘇聯(lián)生物學界消失。
李森科事件
在蘇聯(lián)科技史上，有一件影響十分惡劣的事件即李森科事件。這一事件是指在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時期，學識匱乏的李森科獨霸蘇聯(lián)生物學界的事。
李森科利用政治斗爭與學術斗爭結合的方法，將學術敵人打為階級敵人，奸詐地迎合斯大林及赫魯曉夫的私心，取得個人的勝利。
在李森科的理論中，不管是關于冬苗的“春化處理”，還是后來影響更惡劣的米丘林遺傳學理論，均是不切實際的謬論。但是這些謬論在李森科主義盛行的蘇聯(lián)科學界無疑是真理，并統(tǒng)治了幾十年，使得蘇聯(lián)科學界元氣大傷。李森科事件是蘇聯(lián)黑暗的過去，該事件使得蘇聯(lián)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兩位生物學家。
李森科能獨霸蘇聯(lián)科學界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對學術的干預。李森科本身是沒有什么才能的，但是在蘇聯(lián)政治干預學術的氛圍里，利用政治投機取巧成了他最大的殺手锏。這是十分可怕的敵人，因為一旦意見不同，就是叛國，是對國家的不忠誠。
這把殺手锏成功打敗了主流學說，將真理掩埋。后人在對李森科事件的反思中，得到更多的應該就是對政治與學術應當分開的認識。學術是沒有國界的，更不能因為政治信仰問題而讓真理屈從于謬論。
學術應當是放開的，科學界不能是一言堂。那些堅持真理的人理應得到尊重，而妖言惑眾的人歷史終將對其嚴懲不貸。對于李森科這樣的跳梁小丑，在將來的時代絕對要引起重視，消滅于未成形之時。
李森科的經驗教訓
教訓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李森科主義在蘇維?？茖W院被投票否決。至此，李森科喪失了在蘇聯(lián)生物學界的壟斷地位。李森科主義沒有實現蘇聯(lián)人“面包會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們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學遭到了不可救藥的落伍，蘇聯(lián)失去了兩代現代生物學家。
科學不等于圣潔。科學家不等于道德高尚。這樣的教訓古今都有。公元前500年，相傳古希臘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的希帕索斯(Hippasus)發(fā)現無理數，卻被畢達哥拉斯學派處死。
歷史的教訓在于給人類以教益?？茖W完全走出政治強權的陰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陰影，這在今天仍然是人類的一項艱巨的任務?？刂普摰膭?chuàng)立者諾伯特·維納的話提供了這一事件的反思：“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只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來?；谕饨绲?a href='http://cites-gn.com.cn/fanwen/mingling/' target='_blank'>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于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
反思
事實上，科學的存在和發(fā)展中一個永恒的問題是標準與創(chuàng)新的矛盾。一方面，科學知識的出現必然形成相關的評判正誤的標準，另一方面，科學知識出現的過程就是對原有標準突破的過程，因此也必然受到原有標準的限制或壓制。這就需要我們更深刻地反思兩種科學的悲劇：一種是推行錯誤的標準所導致的后果;另一種是肆意創(chuàng)新所帶來的人道主義災難。聶文濤面向基層醫(yī)院適宜技術培訓講演中說：人類推行糖尿病“限制碳水化合物”飲食標準(John rollo標準)，到重新執(zhí)行“高碳水化合物”標準(如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標準)，這期間無數患者因為錯誤的糖尿病飲食治療進一步喪失了健康。醫(yī)學界要如何面對這樣的情況?該講演引發(fā)的強烈震動，正在于他提出了一個深刻的科學倫理問題。
斯蒂芬·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原文中的兩段話：“(卡斯特里奧與加爾文)在這場戰(zhàn)爭中，存在著一個范圍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關的問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確定自由和權力間的界標。因為，如果缺乏權力，自由就會退化為放縱，混亂隨之發(fā)生;另一方面，除非濟以自由，權力就會成為暴政。”這兩段話隱藏著這樣的意思：(1)應該給所有持異端見解的人證明自己的權利，或者說一切反對異端見解的人必須提供證據;(2)所有持異端見解的人都需要證明自己的正確，而無需在此之前抱怨社會的不理解。(3)所謂科學發(fā)展的意義，正在于改變人類原有的認識。因此，選擇錯誤是一種權利，否則就沒有科學探索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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